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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策

作者: | 來源: | 訪問:433 | 時間:2009-05-04

(1911—1999) 

張策,曾用名王尚義。1911年2月28日出生在陝西省高陵縣船張村一個經濟上升的農民家庭。那時全家40餘口人,以從事農業為主,兼營棉花、木料、煤炭等生意。阖家衣食溫飽,和睦相處,日子過得較富裕。張策7歲入三原縣私塾讀書,此時由于祖父輩精明能幹,苦心經營,家中已有土地二百餘畝、房屋六七十間成為村中第一富戶。然而好景不長,不久祖父輩管家人去世,由大伯掌權管家,大伯生性冷酷,作風霸道,反對張策上學讀書,不給資助,使張策在學校常常得不到溫飽,成了一名窮學生。張策非常憎恨他,更憎恨封建家長制的家庭,盼望這個可惡的家早日垮台。這也是張策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之一。

1921年在父親的支持下,張策進入三原縣第十初級小學讀書,這是一所四年制洋學堂,學的是白話文和算術之類。按學校規定,他隻能插班學習。最高隻能插到三年級,老師發現他的成績優秀,破格把他提到四年級學習。隻學習一年就畢業了。也就是在這一年中,張策接受了民主勢力的影響,參加了“雙十節”活動、反對帝國主義的五四運動、以及“五七”、“五九”國恥紀念等愛國活動,并代表學校上街講演。通過這些活動他逐步了解到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在他幼小的心靈中萌發出愛國熱情,甚至有時流下憂國的淚水。

1922年張策考入三原縣第一高等小學讀書,在這裡參加了更多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學生運動。

1924年,張策考入三原縣縣立中學繼續學習。二年級時,即1925年,張策參加了我黨外圍組織青年社,并且參加了該社舉辦的傳播馬列主義的短訓班。在該社組織引導下,他悉心閱讀《中國青年》、《向導》等雜志和馬列主義著作,不斷加深了對革命的認識。此後不久,他參加了實行“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的國民黨。

1926年底,張策從三原縣中學畢業,考入我黨陝甘區舉辦的幹部學校——西安中山學院。在那裡,學政治、學軍事,聆聽過劉伯堅、鄧小平等領導人的講演,參加革命活動,革命知識與日繼增。1927年3月經王榜、陳雲樵(陳文秀)二位同志介紹,張策加入了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走上了職業革命的道路。    1927年6月,張策從中山學院畢業,被分配到高陵國民黨縣黨部,從事學生工作和開展農民運動工作。同年7月,背叛革命的國民黨在陝西開始了反革命的“清黨”大肆反共。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突然襲擊下,一些同志被捕、被殺,大部分黨團組織被打散,從半公開、合法的活動轉入了完全地下的秘密活動,陝西的革命高潮猶如遭到暴風雪的突然襲擊,急轉直下,跌入低谷。張策作為高陵縣的革命活動分子,中山學院的學生,自然成為被“清”的主要對象。在這種形勢下,他被迫轉移,隐蔽到三原縣,做地下工作。不久他聽說高陵縣教育局長白文範(共産黨員)仍在當地任職,便回到高陵。白文範指示他到高陵和泾陽兩縣交界的店子王村教小學。在這裡他一邊教書,一邊掩護了來此隐蔽的黨内同志。

1928年,由于高陵縣豪坤紀伯文的告發,白文範不幸被捕,在西安被槍殺。從此張策與黨組織失掉了聯系。然而,革命的思想卻像火種一樣在他的心裡深深埋下。在極其嚴重的白色恐怖和同黨組織失掉聯系的情況下,他通過各種形式堅持同敵人作鬥争。

1932年夏,張策接到在縣城教書的韓學禮的通知,來到高陵縣城,見到了邢崇道(邢子舟),邢向他轉達了省委關于恢複其組織關系,并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産黨員。任命他為高陵縣地下黨特支組織委員的決定。此後不久,他被任命為特支書記。能夠與黨恢複聯系在黨的領導下工作張策内心充滿喜悅,幹勁倍增。他積極地為在渭北三原武字區和新字區活動的紅軍遊擊隊輸送戰士,購買子彈,多次參與并發動和領導高陵縣農民抗糧抗稅的大規模鬥争,領導了如火如荼的農民運動。

1933年夏,陝西省委忠實地執行了王明的“左”傾路線,緻使全省的黨組織遭到破壞,省委機關慘遭破壞,省委書記杜衡被捕後叛變,整個陝西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高陵特支也在劫難逃。7、8月間,在敵人的追捕下,張策被追離開家鄉,前往陝北照金參加了紅軍。先後擔任紅軍四十二師政治部科長、坪子遊擊隊指導員、紅二十六軍經理處長。在此期間,他跟随紅軍主力行軍作戰。首先參加了張洪鎮戰鬥,全殲了張洪鎮民團,處決了民團團長、僞縣長和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等十餘名敵僞頭目,再次摧毀旬邑縣僞政府,為擴大陝甘邊根據地提供了保障。繼而,在劉志丹同志的指揮下,攻克合水縣城,殲滅城内大部分敵人,摧毀縣衙,打開監獄,救出楊培勝及所有被押群衆。接着在合水東川的蒿渠鋪,解決了在陝甘邊地區長期流串的慣匪。繼合水戰鬥之後,張策又随劉志丹東行,取得了楊家店子戰鬥和消滅慶陽城壕川民團的勝利。紅二十六軍連續征戰的勝利,對創建陝甘邊根據地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由于照金根據地薛家寨失守,急需創建新的根據地,師黨委會決定張策以師委特派員的名義前往南梁地區開辟新的蘇區。

1933年10月,張策以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常委特派員的身份,來到南梁地區開辟創建新的根據地。他深入南梁地區的幾道川,向群衆宣傳革命道理,宣傳南方蘇區革命的大好形勢。講地主的剝削和壓迫,講軍閥和民團的暴行,大大地啟發了廣大農民的階級覺悟和革命思想。在農民紛紛要求擺脫階級壓迫和剝削的基礎上,張策領導南梁地區村村組織農民聯合會,然後組成了赤衛隊。

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工作,使南梁地區梨園堡、二将川、白馬廟川,小河子溝、豹子川和玉皇廟川等幾道川的農民都組織起來了,形成了蘇區。在劉志丹同志指揮紅二十六軍不斷取得勝利的基礎上,張策和習仲勳于1934年5月在南梁的西梁召開了幾道川的農民代表會議,成立了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張策擔任委員。南梁根據地初具規模後,他調往赤安縣(現志丹縣)進行根據地擴建工作。張策為特委委員,同年11月,他出席了陝甘邊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兼任陝甘邊蘇維埃政府西區辦事處主任。會後,他回到赤安以赤安縣蘇維埃政府秘書的身份開展工作領導各區遊擊隊,支持地方蘇維埃政府工作,保護群衆,鎮壓反革命活動,配合紅軍主力作戰。1935年在劉志丹的指揮下,紅軍主力在赤安縣的外圍和陝北地區取得空前勝利,解放了大片農村,使陝甘邊區和陝北蘇區連成一片。加之赤安人民革命鬥争,使赤安縣反動政府和赤安縣的幾處敵人處境孤立,無立足之地,于6、7月間逃亡而去。赤安縣基本上成為全縣規模的蘇區。

1935年10月,正當陝甘邊蘇區不斷壯大,紅二十六軍在前線節節勝利,張策和同志們熱情工作之時,一股陰霾向他們襲來。肅反開始了,以劉志丹為代表的一大批陝甘紅軍和地方黨的領導幹部被捕,随後“肅反”的範圍日趨擴大了,紅二十六軍營以上,陝甘邊地方縣以上的幹部幾乎無人幸免,均遭逮捕,其中200多名優秀幹部被殺害,造成西北根據地的嚴重危機。張策是被捕者之一,在瓦窯堡保衛局的監獄受盡折磨,險些喪身在肅反擴大化之下。是毛澤東的一句“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使他幸免于難。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直接幹預和制止下,錯誤的“肅反”運動很快得到了糾正。張策和所有被關押的同志終于獲得了解放。走出瓦窯堡監獄那陰暗擁擠的小屋,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空氣,走上新的工作崗位——中央黨校,任白區工作班主任。繼此,先後擔任陝甘省委常委兼白區工作部長、中央東北工作委員會委員、關中特委黨委兼宣傳部部長。

1937年6月,張策第二次進入中央學校學習,任五班班長、黨總支書記。抗日戰争爆發後,1937年底張策被分配去西安任陝西省委委員兼蒲城中心縣委書記。1938年3月,日寇占領了風陵渡,陝西河防吃緊。在省委領導下,張策一面組織中心縣委準備在敵占區開展抗日救國遊擊戰争,一面對人民群衆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教育,對于發動群衆進行全面抗戰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8月負責華北工作的劉少奇與張策談話要他到華北敵後工作,去太行山參加以李雪峰為書記的晉冀豫區黨委工作、他懷着對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于9月趕到太行山八路軍總指揮部,李雪峰通知他中央來電決定他到冀魯豫區黨委工作(後改為冀南區黨委)。張策越過平漢鐵路于10月到達冀魯豫區黨委被分配作民運部長,1939年冬改任組織部長。

在冀南艱苦抗戰的八年中,張策在區黨委的領導下同廣大幹部一道,堅決貫徹黨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領導全區軍民同國民黨反共頑固派,同日本侵略者和漢奸賣國者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鬥争,戰勝了各種自然災害,粉碎了日軍“四二九”、  “六一一”兩次大掃蕩和日軍對各分區的包圍和掃蕩,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直至日寇投降。

張策到達冀南時,正值緊張的戰争動員時刻。他上任伊始,便投入到緊張的戰争動員的各種準備工作中。為落實中央關于“在敵後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争”的指示,他針對冀南都是平原的特點,同廣大幹部一道,組織動員群衆将舊縣城的城牆破壞。以防一旦被敵人占領,這些城牆為敵人所利用成為抵抗我軍的防禦工事。動員群衆破壞敵人的公路交通,将所有的大車路都挖成道溝,使群衆的大車在溝内可以行走自如,而敵人的汽車及裝甲車則寸步難行。這種村連村的道溝,即能阻滞敵人快速部隊的行動,又便于我軍民在戰争中隐敝轉移。有效地配合了我八路軍在軍事上不斷進攻敵人占領的城鎮據點,縮小敵人的占領區,不斷地鞏固和擴大我抗日根據地,也為如何在平原堅持遊擊戰争探索一條新路。

他們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根據中央的指示,廣泛發展進步勢力,争取中間勢力,孤立打擊頑固勢力。

為争取中間力量,他們做了許多切實有效的工作。在政治上,實行各抗日階級合作政策,不反對地主,隻消滅漢奸。為此,成立了冀南參議會,廣泛團結社會上一切有代表性的各階層人士,建立各級“三三制”的民主政權。對于一般的僞軍,則采取争取他們反正的态度,隻要其起義抗日,就不改編分散,保存原編制,與我黨合作抗日救國。在經濟政策上,實行公平負擔,地主、富農多負擔一些,貧苦農民少負擔一些,實行減租減息等有利于貧苦農民的政策。他們曾決定:不種棉花、少種棉花,防止敵人掠奪;發動群衆千方百計抵制敵人的攤派,保護自己的利益。做到不資敵;發展農村手工業,發行冀南紙币,支持農業生産和商品流通。對此,鄧小平同志曾給予肯定地說:“冀南之所以能夠堅持到底,是因為農村的階級關系沒有破裂”。

在發展壯大我黨力量方面,他們采取更為積極的方針,執行黨中央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定,大量地吸收先進的抗日積極分子入黨。在此基礎上,在各地廣泛地建立起黨基層組織,使之成為領導對敵鬥争的核心。組織幹部到黨校和行政幹校學習訓練,提高幹部的思想認識水平和領導水平,大量吸收在鄉知識分子受訓,培養他們成為區縣幹部。正因如此,使我黨得以在後來日益艱苦的環境下堅持鬥争。

在與頑固派鬥争上,張策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1938年秋,國民黨派鹿鐘林為河北省政府主席到冀南,盤踞在冀縣境内。他們假抗日真反共,千方百計與我争奪地盤,破壞我地方政權,網羅冀南地區周圍的一些國民黨殘餘的反共武裝與我黨搞磨擦,破壞我根據地。他們在一些地方設第二區長、第二縣長,形成雙政權、雙稅收的局面。他們所到之處、派糧派款、掠奪群衆,加重人民負擔,扣押我抗日幹部,甚至挑撥我黨與群衆的關系,煽動農民組織會道門。鐘鹿林還指派孫良誠、邵鴻基帶着趙雲祥的部隊策動會道門“白極會”,煽動受蒙蔽的農民包圍了棗強縣城,制造了圍困我抗日縣政府的事件。為解棗強之圍,張策受組織委派與青年縱隊政治委員李聚奎同志一起帶領近千人的步騎前往棗強。他們到棗強了解情況之後,采取了“先禮而後兵”的态度,于當天晚上走訪了孫良誠,邵鴻基,勸告他們大敵當前不要幹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希望他們回到冀縣去,并說明群衆是不可欺的,他們的所作所為是沒道理的,是不得人心的。但這些誠意對這些頑固的反共分子卻毫無效果,隻好不歡而返。不得已于第二天拂曉開火,為了不使被騙的群衆受到傷害,他們隻是向空曠的田野發了幾炮,向天空掃射了一陣,随即群衆迅速潰散了。他們在進軍中,向群衆揭露了那些反共頑固分子的陰謀挑撥,宣傳共産黨,八路軍的主張,告誡群衆以後不要上當受騙,要以抗日救國,誓死不當亡國奴為大義,安撫群衆回家。孫良誠、邵鴻基見事不妙,便帶着部隊縮回冀縣,棗強問題得以解決。

事後張策進城召集了幹部會議,向大家講了這次事件的主要教訓,提出了今後工作要求,強調了堅持廣泛統一戰線政策的重要性。

1942年4月29日和6月11日,日寇先後兩次對我冀南領導機關合圍,進行大規模掃蕩,張策和冀南黨政領導機關的同志在冀南軍區的指揮和掩護下突出了敵人的包圍圈,粉碎了敵人的掃蕩。

1939年和1943年冀南先後發生了特大水災和嚴重旱災,軍民缺糧,吃不飽飯,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接着又發生嚴重的蝗災。張策同廣大群衆一樣以樹皮、野菜充饑,以蝗蟲為食,領導群衆生産自救,戰勝了自然災害。

1943年冬,張策到北方局黨校工作,任黨校學委委員。1944年秋張策奉命離開黨校,到林縣的張莊參加原後梯隊的三大隊工作,1945年春,把這批同志帶回平原分配工作,結束了後梯隊的工作,準備迎接抗戰的勝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布投降,為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晉冀魯豫中央局薄一波決定,張策夫婦調往東北工作。同年9月,他們經過冀南、冀中、冀東地區到達承德,由承德輾轉于11月到達沈陽。張策被東北局分配到嫩江省委任省委常委兼白城子地委書記、軍分區政委。

1946年3月,西滿軍區政治部主任張平化向張策傳達了西滿分局的意見,任命他為東蒙工委書記,興安省副主席、軍分區政委。負責創建内蒙古自治政府工作。3月下旬,張策帶了20餘名戰士及幾名随從幹部到了東蒙自治政府所在地王爺廟(今烏蘭浩特市)。對于東蒙他知道是蒙古民族的地方,至于如何自治法,一時還不知其所以然。到達東蒙以後,他和僅有的幾個随從幹部,分頭到車站、作坊、商店、社會上接觸群衆,交朋友,聽取輿論,并且有選擇地找蒙族青年中的進步者談話。他們在與張策談話中傾訴了漢人軍閥、官僚、奸商、地主如何殺害、壓迫、欺詐、剝削蒙族人民的罪行。從蒙族青年聲淚俱下的談話中,他了解到大漢族主義在這個地方的種種罪行,弄清楚了民族不平等和蒙族人政治地位低下。經濟生活貧困的原因。同時對受壓迫的蒙古民族産生了一種同情心,對蒙族人民渴望自治的心情有所理解,深感李富春告誡的:嚴防大漢族主義作風産生的正确和重要。

為了便于開展工作,消除某些蒙古人對他這個漢人的懷疑和不理解,取得信任,他将嶽父(原嫩南省參議會議長,在當地有40餘垧土地)要他給收租的地契交給了旗長傑爾格勒。上面寫到“此契作廢,這份土地交給當地蒙漢人民耕種”。在日後的工作中他尊重,誠懇對待蒙族同志,模範地執行了黨的民族政策。在條件艱苦,複雜的環境中,耐心地做上層工作,對于上層領袖人物提出的與外蒙合并和“獨立自治”的主張,以及在内蒙不能建立共産黨,而應建立人民革命黨的思想和行動,進行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和風細雨地說形勢、講道理,使他們糾正這一思想,停止活動。同時把内蒙古人民渴望自治的願望引導到參加反對國民黨的解放戰中來,向他們宣傳,隻有和國民黨作戰并取得勝利,民族自治才可能取得成功,批判那些對國共兩黨内戰采取不參與的态度。為了解放戰争的勝利,他做了大量發動群衆的工作,建立黨的基層組織,十分慎重地發展一批黨員,有些成為内蒙古自治區的重要幹部。他創辦了幹部學校将大量的蒙族青年送入幹部學校和東北解放區的抗大、幹校、訓練班學習,培養了大批黨的年輕民族幹部。他們在東蒙軍隊和地方工作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張策積極樹立烏蘭夫同志威信,維護内蒙領導幹部的團結,在創建内蒙古自治區政府的工作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光輝業績。

1947年5月,張策奉命調離東蒙地區,任東北人民解放軍騎兵縱隊政治委員。夏季攻勢中,張策與賀晉年司令員率部挺進長春以南的公主嶺地區參加四平戰役對長春敵人的警戒作戰。四平戰役結束後騎兵縱隊改編分散。

1947年9月,東北局決定張策到吉林省任吉林省委常委、吉南地委書記兼吉南軍分區政委。此時,長春、吉林二市均在國民黨手中,北滿經過我軍三下江南,南滿經過四保臨江的戰鬥,敵人的攻勢基本被抑制,我軍開始戰略反攻。根據東北局和吉林省委的指示張策到吉南的任務是盡快把吉南地區的遊擊戰争開展起來,以加強從南面對吉林、長春敵人的壓力和牽制。同時還要搞好土地改革,發動群衆參軍參戰、發展地方武裝。

一切為了支援前線,一切為解放戰争的勝利是吉南地委的中心任務。繼夏季攻勢後,我軍又于9月中旬和12月中旬發動秋、冬季攻勢,在兩大攻勢期間,張策指揮軍分區一支小部隊,騎馬随軍作戰。他率部隊深入到前沿的雙陽、伊通縣境内活動,逐漸向北延伸,靠近吉林、長春兩城市的外圍、打擊搶糧的小股敵人,并防備吉林之敵六十軍向長春逃竄,領導各縣大隊清剿土匪打擊小股敵人等。在深入前沿作戰的同時領導各縣、區宣傳、動員群衆,全力支援前線。在他的領導和各級戰勤委員會的組織下,吉南地區保證了前方的需要,做到要人有人,要槍有槍,要糧有糧,全區的支前工作做的有井有條,有效地支援了解放戰争。

作為前線接敵區的吉南,戰事頻繁。自1947年夏季攻勢以後,我軍整團整師地殲滅敵軍,緻使敵軍士氣低落、厭戰情緒日益加深,逃跑和向我集體投誠不斷發生。另外,國民黨的特務機關趁機滲透,時常向吉南解放區派遣特務。為此,吉南地委根據上級指示于1947年冬作出《對敵政治攻勢的決定》,成立了“對敵鬥争委員會”,由張策任書記,沈越等為委員。同時要求各縣也成立“對敵鬥争委員會”,縣委書記為書記、縣長、縣大隊長、公安局長等為委員。各區建立區中隊或民兵隊,接敵的永吉、雙陽、伊通各縣則成立了強有力的地方武裝武工隊,靠近敵人據點進行活動。建立了地、縣、區三級對敵鬥争機構。一方面加強對敵鬥争的政治攻勢,采取軍事打擊與政治宣傳相結合的辦法瓦解敵軍;另一方面,加強對潛藏敵特分子的偵破工作,使其無處藏身。對敵鬥争收到了極為顯著的成果,緻使敵保安隊同我一接火就舉手投降,不堪一擊。對敵鬥争委員會通過讓交通員往敵據點送傳單、宣傳品、召開敵兵家屬座談會等方式,做敵軍的反正工作。另外在磐石、桦甸、伊通等縣破獲了多起混進我軍、政内部的特務案件,使我部隊、機關更加純潔。

随着戰争的勝利,土改也在深入進行。吉南地委面臨的另一個中心任務就是深入進行土地改革。張策到吉南以後,土改工作正是以點帶面全面鋪開階段。為了正确貫徹中央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和東北局、省委的有關方針政策,他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發現問題(主要是“左”的偏向)及時糾正,指導吉南地區的土改運動全面展開,健康發展。他深入土改已結束的試點區、村調查、發現多數村屯搞的較好,廣大群衆徹底發動起來了,覺悟有了很大提高。貧苦農民分得了土地、房屋、牲畜、農具和衣物等浮财,極大地激發參軍支前、勞動支前的積極性。許多村屯都湧現出父子、兄弟争相報名參軍、出戰勤上前線的生動事例。同時也發現一些問題,一是個别地方土改不徹底,有走過場現象。封建勢力沒有被徹底摧毀,出現所謂“夾生飯”。對于這樣地方,複查時進行重煮“夾生飯”予以糾正。二是存在鬥争擴大化、打擊面過寬的偏向。表現在侵犯中農和城鎮工商業者的利益。貧雇農進城抓地主,把一些自由職業者,如醫生、教師、商人也要作為革命對象抓走。産生這些現象的原因是工作隊中有些個别怕犯立場錯誤,群衆發動起來控制不住局面,任其自流。有的地方提出“貧雇農坐天下”的口号,在幹部中實行“查三代”、“搬石頭”,把土改中态度不夠堅定的幹部都要搬開。這些作法說明了當時工作中執行了“左”的政策。對于這些“左”的東西,張策采取了堅決糾正的作法,進行了糾偏工作,要求對被錯鬥的中農,一定要糾正,要改定成分,在經濟上給予退賠。三是個别農會私留鬥争果實,如車馬、糧食等。四是土改與生産的關系沒有處理好,如當年秋收分青苗,沒有集體收割打場,沒有合理計工計酬。有的懶漢不出工幹活,因為是貧農,照樣分糧,因而挫傷了勤奮勞動者的積極性。對此,張策也分别給予糾正。使土改運動健康、有序的發展。

張策在領導土改運動的同時,領導軍民堅持地方鬥争,粉碎了蔣軍頻繁的進攻與騷擾,擴大了遊擊區,創建擴大敵後根據地。提出“以武裝反封建”一手拿槍,一手分地,挖出匪窩,肅清外部殘匪。發動并領導廣大人民群衆參加護糧鬥争,邊沿區組織聯防,不讓敵人搶走一粒糧食,粉碎了敵人的搶糧計劃。發展壯大民兵組織,廣大民兵驅逐土匪,破壞敵人通訊。保證了土改工作順利進行。

1948年春,張策領導吉南人民完成了土地改革的最後步驟——摧毀封建勢力,徹底平分土地。至此,吉南地區的土改工作全部結束,土地已分到戶,地主、富農也按規定标準分到一份土地,由其自己耕種,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在備耕生産之際,張策到磐石縣的安樂村,王家村及楊木崗村搞調查,發現糾偏和退賠不徹底,農會經營工商業生産,幹部作風和互相換工等方面的問題,于同年4月2日,給磐石縣委書記雷鳴玉寫了一封信,提出了分析意見和處理方法,供縣委研究、糾正解決。地委民運部認為他在信中提出關于糾偏與組織大生産運動中的幾個問題,具有普遍指導作用,立即批轉給其他縣委,以引起廣泛注意。

1948年3月9日,在解放戰争的轟隆炮聲中,吉林的敵人撤退了,我軍收複了吉林市。此時,吉南、吉北和吉東解放區已連成一片,吉南地委完成了曆史賦予的使命,于同年6月撤銷。同年8月,東北局決定張策任松江省委書記兼哈爾濱市委書記、松江省軍區政治委員。

1948年8月至1952年秋,張策在主持松江省工作期間,領導全省人民發展生産,重建家園全力支援了東北解放戰争、全國解放戰争及抗美援朝戰争,領導了“三反”、“五反”運動,完成了城市建設和國民經濟恢複工作。

1952年,中央調動大量幹部健全國務院各部門的機構。同年9月張策調到交通部任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此時,曆時三年的國民經濟恢複工作基本完成,根據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和毛澤東同志的建議,黨中央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内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這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的關鍵時刻,張策擔負起了曆史賦予的重任,參預并領導了對私營木帆船、私營汽車及水上航運等行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對原英帝國主義開灤煤礦公司所屬的秦皇島碼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時,根據其鐵路是專運線;電燈、電話、上下水道獨立存在,自成系統,專有專用;與秦皇島市不發生任何關系的特殊性,他在職工中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向工人講述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曆史,揭露其掠奪中國煤炭、壓迫、剝削中國工人的種種罪行。同時指出,現在我們解放,民族獨立了,我們工人階級沒有任何理由還保留這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奴役中國人民的不光彩的遺迹,應當打碎它、改造它,在社會主義革命中作一個光榮的中國工人。經過如此宣傳教育,使秦皇鳥港的社會主義改造順利完成。

張策在交通部分管人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期間,根據交通部各項業務的特點和需要,建立了政治工作機構和政治工作系統,當時在國務院各部門中是首創的。1954年交通部召開第一次專門會議,讨論政治工作問題,在這次會議上,分析了交通部工作的特點,交通部所擔負的公路工程,公路養護,公路運輸,航道工程,海上和内河運輸,港口管理,以及為這些工程服務的物資供應,交通工人的生活後勤等等,大都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都需要強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以保證各項工作的順利進行。特别是海外運輸,難免發生一些涉外事件,更需要有政治工作保證。既要與兄弟國家友好合作,又要在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港口工作人員,外國海員的接觸中保持我國的政治影響和聲譽,争取他們對我國正義事業的同情。同時,還要防止國外反動派利用與我海員的接觸,進行陰謀破壞。為此,決定在上海、廣州、大連海運局,長江、珠江、東北内河航運局,大連、天津、青島、上海、廣州港務局、西南、福建公路工程局,華南公路修建指揮部、交通部築港工程局等單位建立政治部;在秦皇島、漢口、重慶、宜昌、蕪湖、南京港務局、交通部直屬的疏浚公司、打撈公司,以及公私合營的民生公司、中興公司等單位建立政治處。此外,上述單位所屬的分支機構酌情設立政治處,或設政治協理員、政治指導員。

為了有效地發揮政治工作的作用,他強調政治工作者除應努力學習政治工作的理論、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外,還應努力鑽研交通企業的經濟工作特點,熟悉各行各業的技術,掌握運輸和工程的活動規律。密切聯系群衆,及時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向一切違犯黨和國家利益的現象作不調和的鬥争。隻有這樣,才能在全體職工中建立起政治工作的威信,擔負起政治思想工作的領導責任,從而完成自己的任務。使我國的交通事業,更好地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服務。

1954年冬,中央調張策到國務院工作,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兼國家編制委員會副主任,他積極協助習仲勳(國務院秘書長)處理國務院日常工作,參與國家機構的編制管理工作。以後又兼任國務院出國工人管理局局長。在鄧小平副總理的領導下完成了向蘇聯和蒙古兩個國家輸出勞動力的工作。

1958年,張策被中央派往陝西省,任省委書記兼西安市委第一書記,主管西安市的工作。他在陝西工作的幾年,正是極左路線盛行,黨内生活極不正常的時期。當時,他一方面堅決貫徹執行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各項方針政策,一方面采取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場合同“左”傾路線進行了艱苦的鬥争。他堅決抵制和努力糾正當時出現的“一平二調”、“共産風”、“浮誇風”和瞎指揮錯誤傾向。他根據中央會議精神,于1960年在西安開放了長期被禁锢的集市貿易,解決了城市需要,克服一部分商品供應的困難,同時,增加了農民的收入、促進生産。他熱情贊揚并支持西安市話劇團編演的以反“左”為主旨的話劇《卧虎鎮》。他這種敢于堅持真理,剛直不阿的精神,在廣大幹部群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好評,同時也受到“左”傾路線的迫害。

1963年,張策被錯誤撤職調到中央黨校學習。直到1965年調全國政協工作。

十年“文革”動亂中,張策遭到林彪、“四人幫”的嚴重迫害,被抄家、揪鬥、批判。最後于1968年4月,被關進林彪、“四人幫”在西安專為迫害老幹部而私設的監獄達三年零十個月,直到1972年底,才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回到北京,恢複了黨組織生活。

這時期,張策同中組部老幹部支部的同志一起,同在“文革”中與“四人幫”相互勾結,瘋狂迫害老幹部,粉碎“四人幫”以後又不落實幹部政策的原中組部負責人,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争,為了黨的利益,他不顧個人安危,用各種方式揭露他們的真面目和種種罪行,他們寫材料、簽名,把材料送到《人民日報》,送給胡耀幫,在葉劍英、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的關心過問下,中央對原中組部負責人進行了查處,并由胡耀幫擔任中組部部長,恢複了中組部的正常工作職能。

1978年張策重新恢複工作後,擔任中共中央廣播事業局黨組書記,同年12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

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開辟了中國曆史新紀元,“左”傾路線受到空前批判。受“左”傾路線迫害,被批鬥、關押達10年之久,吃盡苦頭,對“左”傾思想恨至極端的張策,對三中全會有特殊的愛。出任中紀委書記後非常振奮,他傾注全部心血和智慧為貫徹三中全會路線而努力工作。這一時期,他着重抓了理論研究和黨風建設兩件大事。自1979年以來,他先後到陝西、山東、四川、雲南、貴州等地,大力宣傳三中全會路線,宣傳黨的富民政策。在山東考察期間,他細心研究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在向泰安地區幹部的講話中,他以登泰山為例,論述了建設社會主義要以生産力發展的實際水平為依據,一步一步向上攀登,不能超越曆史發展階段的道理,對于幫助幹部弄清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起了重要的啟迪作用。與此同時,他思考和論述最多的是黨風問題。針對黨内和社會上出現的不正之風的狀況,多次向黨中央寫信力主把反對官僚主義的派性作為糾正不正之風的重點,提出了關于脫離群衆是最大危險的論斷,關于官僚主義和派性是諸種不正之風的根源論斷,和關于加強民主集中制是糾正不正之風的關鍵論斷,等等。在85歲高齡的時候,他還提出黨内監督的積極倡議。對端正黨風,加強黨的建設,做出重要貢獻。

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大上,張策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他還曾當選為黨的八大代表、五屆政協常委,是中央十三、十四、十五大特邀代表。1996年4月張策同志經組織批準離休。

張策同志融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勞動人民的優秀品質和共産主義的高貴品德于一身,對黨、對人民、對共産主義事業愛到極端,對敵人、對消極腐敗,對社會上一切醜惡現象恨之到底。他刻苦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勤奮工作,鞠躬盡瘁,死而後己,為我們樹立了一個真正共産黨人的光輝形象。

他堅持反對“左”傾思潮。他受“左”傾路線迫害最深最長,反“左”的意志和态度也最強。從不向“左”傾邪惡妥協。在他彌留的最後時刻,仍念念不忘反對“左”傾宗派主義,在臨終前兩個月給黨中央最後一次報告中,懇切建議中央堅持反對“左”傾思潮。

他光明磊落,一身正氣。他清正廉潔,公正無私。他一生儉樸,從不以權謀私,直到臨終前全靠工資生活,從無份外收入。他從不利用職權為子女和親友升官斂财,為身邊工作人員加官進祿。在臨終前一小時,他對長女說:“我一生清清白白,兩手空空,不取份外之财,我要死了,我安之而去。”

1999年1月8日7時34分,這位為共産主義事業奮鬥終生,與“左”傾思潮進行不懈鬥争的共産主義戰士安然地離開了我們,享年88歲。

我們深深懷念這位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敢于直言诤谏,關心人民疾苦的老人,他的精神永遠激勵着人們。

    原載中共吉林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著《中共吉林市黨史人物(三)》,東北師大出版社,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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